1.暴露年龄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主题曲，想让你重温一部剧？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花花世界，鸳鸯蝴蝶”；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千古帝王，悠悠万事，功过自有百姓言”“三皇五帝，千秋百代，万事民为先”；

“谁说书生，百无一用”“铁齿铜牙两片嘴，百姓心中有了你”；

“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

这是个暴露年龄的问题，熟悉这些作品的看官往往到了或者过了“油腻中年期”。

2.清官体裁的大众文艺作品

中国盛产清官，包拯、海瑞、刘庸、李卫、于成龙是代表性人物。

自元朝以降，改编自历史上的“循吏”“能吏”故事的清官体裁文艺作品便长盛不衰。元杂剧中即有《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叮叮当当盆儿鬼》《陈州粜米》等包公剧；明清时期《狄公案》《龙图公案》（三侠五义）《海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公案小说”繁荣一时；“清官”体裁的戏剧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京剧剧目初探》中录有34 种包公戏，豫剧、曲剧中也不乏《下陈州》《秦香莲》等包公戏，以及《七品芝麻官》等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评书话本等流传于世。

随着电视走入寻常百姓家，电视荧幕成为继报纸、电影、广播之后的又一大众传播媒介。上世纪90年代，台湾电视剧《包青天》在大陆甫一上映即引起轰动，加上续集作品，总数超过500集。随后，《宰相刘罗锅》（1996）《康熙微服私访记》（1997）《雍正王朝》（1999）《铁齿铜牙纪晓岚》（2000）《一代廉吏于成龙》（2000）《李卫当官》（2002）等影视剧霸占荧屏，成功树立了一批“反腐皇帝”和“青天老爷”。古装反腐题裁成为大陆影视剧中的重要类型。

3.清官剧的角色与功能

活跃在荧屏上的清官们，虽然所处的朝代不同，但反腐思路却有着相似性。艺术理论家普洛普主张一种形式主义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不再执著于叙事的“母体”，转而分析故事形态中的不变项，并将之称为“功能”。这些“功能”由一些角色承担，其数量是有限的。功能是构成故事的基本要素，功能按照一定顺序排列就构成了叙事本体。回顾下“清官”剧，可以发现，这些剧中，一般有五种角色，清官、贪官、最高权威、平民和辅助者，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以《铁齿铜牙纪晓岚》为例，清官纪晓岚是智谋和清正官员的化身，贪官和珅及其同僚则时阴谋家和贪腐者的代表，乾隆皇帝是掌握权柄、谙熟平衡术，具有高强武艺的明君典型，辅助者杜小月身负绝技、嫉恶如仇，是百姓朴素正义观的载体。这些常驻角色功能较为固化。不同的故事单元多是由引入的新的平民角色推进的。如《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一单元“乾隆寻母案”，乾隆乳母去世前，模糊告知了乾隆的身世。乾隆皇帝微服到民间寻母，途中遇到黄克明、莫愁和杜小月为代表的因云州官员贪墨赈灾粮款的上访群体，由此展开了反腐剧情。

再比如，《包青天》中，清官包拯，辅助者由展昭、公孙策及护卫群体，龙、虎、狗三口铡刀为皇帝所赐，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是至高皇权的代表。每一单元中往往会有新的腐败者角色和新的平民角色。如《铡庞昱》单元中，创作者就设定了庞太师及其子庞昱的贪官角色，故事则由被庞昱欺压的田启元、金玉娘引发。

从角色设定来看，清官往往书生出身，才气有余而武力不足，所以，功夫高强的辅助者就承担了维护安全，协助探案的功能。在《纪晓岚》中，杜小月和乾隆都担负了保护纪晓岚和重要证人的任务。皇帝作为最高权威以尚方宝剑、御赐铡刀、金烟杆、折扇、扳指、圣旨、口谕的形式存在，清官们也在行动之前，争取钦差身份，致力于最高权威的赋权。

4.文人的“圣君”想象与大众的“清官”情结

  作为一种大众文艺产品，观众对影视剧的热情和认同，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一定时期的大众心理。一些成功的清官剧中往往内蕴了文人的“圣君”想象和大众的“清官”情结，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

从生产层面来看，电视剧的创作者并非是对公案小说、话本及曲艺作品的简单改编，而是融入了文人巧思。其中不乏借古讽今，照应现实，饱含现代政治理念的妙笔。

比如，清官剧预设皇帝与人民的在利益和道德上的一致性，表现出鲜明的“民本”倾向。“百姓才是头上天"，"得民心者的天下”“百姓的事儿牵着走”彰显了，人民的名义具有的权力合法化功能，政治权力主体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国家治理依赖于对人民诉求的回应的判定。这些理念超越了封建时代“家天下”的认知局限，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这种妙手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乾隆寻母案”中有着很好的体现。这一单元有双重线索，一是纪晓岚引导乾隆查处云州贪腐，另一是乾隆寻找生母。如果前者看做是技术层面的国家治理，后者则直指政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

在政治学看来，权威是一种合法性的权力形式。国家权威的获得与维持是政治合法性的核心议题。这也是马克斯韦伯言下的“任何一种真正的统治关系都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最低限度的服从愿望,即从服从中获取(外在的和内在的)利益。”“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近现代以来，意识形态、治理绩效、民主法治等都被认为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但在政治哲学看来，这种看法存在并不严谨，主要是因为对正当性（legitimacy）、证成性（justification）、合法性（legality）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曲解和串用。

按照英文中legitimacy的原意，当前普遍使用的政治合法性一词应译作“正当性”，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道德基础问题，是一个回溯性的概念，追问政治权力的来源？justification主要关注政治权力达成的效用；legality可以理解为“合法条性”。后两者虽然与正当性概念有交叉，但并不能等同。就证成性而言，只注重权力的工具性效用，而不考量权力来源的方式并不符合正当性的道德意涵。就合法条性而言，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条本身可能是不正当的。

《铁齿铜牙纪晓岚》对皇权承继有着明确设定，即只有满族血统才能做皇帝，这是马克斯韦伯提及的典型意义上的传统型权威。而乾隆在燕城贪腐案中发现自己的生母确实是汉人，并且在公堂上公开认亲，消解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合法性。在单元结尾处，纪晓岚指出，乾隆生母是云州贪腐群体的幕后黑手。在这时，乾隆面临两大困境，一是血统不纯，依赖血统的政治权威被消解，二是认亲之后，面临着国法和孝道之间的抉择。影片最终的判决很具戏剧型。纪晓岚首先判定乾隆生母“斩立决”，随后判自己“斩立决”；如果说，前者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体现了不畏权贵、为民做主的刚正气度，后者则维护了自己忠君者的形象，契合了大众的清官情结。更戏剧性的是，皇帝判自己“斩立决”，其理由是无能尽孝。

在这一公开审判中，乾隆事实上转换了权威认同类型，实现了从传统型到魅力型的转化，而且他在判决中遵从了国家法度和孝道规则，还有了法理性权威的意涵。更重要的是，这一权力认同方式调整直接从对权力来源的回溯转移到了对统治行为本身的判断，实现了从正当性到证成性的隐秘转换。乾隆汉人生母的亡逝隐喻了既有权威的消解，与此同时，乾隆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母亲，便是天下大众。类似的情节还出现在第四部的“甘肃贪腐案”中，乾隆皇帝微服赶往甘肃时，遇到一位三个儿子战死沙场，腿被贪官打伤的老人，皇帝毫无犹豫的认这位老人做了父亲。这种认子民为父母的行为，在古代是绝无可能的。不过，很多人对这一情节设定和隐形的权威认同方式转换，可以无缝转换，体现了国人对治理实效的关注。

最终，乾隆生母为了不让儿子为难，服毒自尽，本单元结束。乾隆一路秘密寻母，但到结尾处却选择公开审判，有着不合理之处，毕竟这是可能动摇国本的大问题。不过乾隆和纪晓岚的选择却体现了文人的开明“圣主”的想象，契合了大众的“清官”情结。

5.反思清官剧

清官剧一般有三大预设，这也决定了剧中清官反腐的基本思路。

其一，最高权力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贪官污吏公权私用不容于人民，更不见容于国家。贪腐官僚欺上瞒下，猖獗腐败的设定，实质上实现了贪官群体与官僚体系和封建王权的切割。

其二，皇帝、清官与人民之间的信息沟通是不畅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存在和蔓延，是因为皇帝与人民间隔着一个官僚阶层，在监督实效、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居心不良的官员就有机会肆意妄为。

追究和惩处腐败对“圣主”及其支持下的清官有极强的依赖性。但清官的管辖范围和职权毕竟有限，所以，对贪腐问题的查处，往往需要一定的契机。这种契机包括了，天灾、人祸或者二者相互加强，终造成民怨沸腾，或者官逼民反，或者部分民众铤而走险，选择“告官”。

治理腐败依赖高层主动出击，甚至一国之君都微服私访去基层反腐，一方面体现了创作者对圣主贤臣的期待，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创作者对政治沟通系统的悲观认知。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将剧中发现和查处贪腐官员的过程，看作是“圣主”“清官”自上而下收集信息，进行政治沟通的过程。对贪官的打击和清算履行了皇权敬天保民的承诺，也是统治阶层通过自我净化维护统治秩序。因为官僚是政治体系中的政治权力主体，是统治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所以自上而下的反腐行为也就有了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意涵。

6.对廉政文化内容的反思

近些年，中国的小屏幕剧作较之以往特色明显：仙侠奇幻鲜肉霸屏，抗日神剧勇挑大梁，家庭伦理半壁江山。剧作数量的增加，类型反而单调了许多，与之相应的是现实主义作品缺失或者质量欠佳。中国文人惯用借古讽今的手法，穿着古装的清官剧从来都是现实剧。清官剧中微腐败泛滥，家族制腐败、塌方式腐败触目惊心，而这些看似源于想象、高于生活的情节可能与社会现实形成互文，不能不说是剧作者的洞察和巧思。

在清官剧的政治体系中，“百姓才是头上天”，民众被看做权力的赋予者和道德最高权威。但在影片的政治生态中，民众往往沦为赤裸裸的无权阶级。不管是击鼓鸣冤，还是奋起反抗，都是忍无可忍的无奈之举。于是，清官剧中一边是借助“圣主”“清官”，贪官污吏人头落地，人心大快；另一边则是民众成为彻底的依附性无权者，奉献最多的是悲情。这也是清官剧中广被人诟病的“人治主义”“父爱主义”倾向。

2017年，《人民的名义》这部似乎与湖南卫视不搭边的作品走入大众视野。至今依然有人习惯性的甩出“达康书记”表情包，群嘲着“丁义珍式窗口”，这反映一部好的现实主义反腐题材在廉政文化传播中的巨大作用。只是当代的反腐体裁剧依然沿袭了清官剧的设定，人民在更多的时候以“名义”的形式体现。名义上的人民不仅出现在正面人物沙瑞金、侯亮平和易学习口中，也是高育良心心念念的政治词汇，甚至于教授高育良在教育自己的学生时也要表达对国家机关的人民属性的认同。但名义终究是名义，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人民的行动在影片中体现都不足。

在实践中，公众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扮演何种角色？又如何参与到反腐斗争中？都是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重要议题，也是廉政文化传播的难题。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更多的关注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和组织化传播，而在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方面存在短板。现有的廉政文化大众文艺作品不同程度表现出一种“圣主想象”和“清官情结”，“人治主义”和“父爱主义”泛滥，这对官德培养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公众参与反腐的是无益甚至是有害的。首先，清官剧流露出“圣主”想象和“清官”情结，强化了民众的依附性，降低了受众的政治效能感；剧中腐朽的政治生态以及贪官污吏对告状平民的打击报复情节则加重了人民参与反腐斗争的顾虑，这些对公众参与反腐的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清官剧中，正常的监督审计机制、官员调任升迁制度往往是失效的，反腐更多的依赖于清官“铁齿铜牙”“铁面无私”“两袖清风”“直言劝谏”的道德和智慧，江湖豪侠的佐助，以及君主对清官的信任和突破正常法治程序的授权；而以原情、引经断案的方式也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这些并无助于提升公众反腐参与能力。此外，清官剧中，大臣们一遍遍的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民则一脸惊恐，下跪呼喊“大老爷，您可要为小民做主啊”，这些都在反复强化“官本位”意识，无益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所以，在进行廉政文化内容生产时，如何合理注入公众反腐的内容，提升公众参与反腐的意愿和参与反腐的能力，同时降低相关作品内蕴的“官本位”色彩造成的负外部性，依然是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