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共执政时期，官僚阶层从出现到逐步形成和固化，其特点是成员等级化、利益集团化、交往内部化。当官僚阶层和特权扭结在一起，苏共从官僚主义发展到特权享受、特权腐败和特权繁衍，以至于执政末期出现了官僚特权异化，通过特权异化实现制度变迁，同时通过深度政治参与延续和扩大制度变迁收益。苏共的亡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苏共官僚集团为了既得利益的合法延续，主观上放弃了社会主义，实现自我转轨。官僚集团的自我转变成为压垮苏共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键词］苏联共产党官僚阶层特权腐败制度变迁

所谓官僚集团，指的是通过权力垄断，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自己又享受特殊待遇的一群人。1957年，原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吉拉斯认为，苏联共产党通过对行政大权的垄断和极权统治，操纵意识形态，经济上无偿享受和支配使用社会财富。权力高度集中导致财产分配不公，最终形成了新的阶级。

一、苏共官僚特权阶层的演变过程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或者集团)的发展演变轨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列宁时期，由列宁提议建立的食疗食堂在极端严峻的战争条件下，维持了苏共干部精英队伍的延续。一战后，根据列宁的提议，开展了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斯大林时期，随着干部任命制度化和非制度性的党内斗争日益残酷，一方面是官员等级名录册上不同级别官员所享受的特定待遇(如钱袋制度)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是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变得越来越差，这种短期之内可能出现的天和地、生与死的强烈反差使得干部对权力中心的人身依附性大幅增加，丧失党性和人格，溜须拍马、谄媚蛊惑之人往往能得到重用和提拔，得到制度性的特权享受。一些秉持真理、坚持党性的干部轻则遭到打压，重则波及生命安危。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党内高级干部逐步围绕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特权阶层的雏形。赫鲁晓夫作为一个不成功的改革家，其鲁莽的性格和缺乏可行性的政策，使干部制度改革无果而终，官僚特权阶层受到短暂冲击而没有伤筋动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个被称为重新斯大林化的时期，一切都变得异常稳定。干部终身制的确立和监督机制的严重破坏，使官僚特权阶层得以最终成型。据估计，这个阶层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约3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个阶层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和自我繁衍性，在这个圈子里特权代表着不同寻常的身份地位、超乎常人的物质享受、毫不掩饰的裙带关系和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

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戈氏本人虽然也意识到了官僚特权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没有勇气和办法去根除这个顽疾，因为总书记本人从内心深处就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本人要求党要重视特权现象。1987年11月，他指出:“苏联居民中存在着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的特权阶层，这些人享受着非法的特权。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却惬意地享受着对自己的特殊待遇。戈氏本人每个月可以从克格勃九局的仓库中免费领取300—400卢布的食品;可以让办公厅主任随时报销不菲的日常开销，有时一天的消费相当于老职工一个月的退休金;戈氏本人在国内开始反特权运动期间，高调住进新竣工的列宁山别墅。以至于叶利钦说:“如果戈尔巴乔夫亲自制止自己享受特权，那么即便在战略上有失误的情况下，改革也不会停止。如果戈尔巴乔夫不在列宁山上修建新的住宅，不在莫斯科郊外建立新的别墅，而他自己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他根本没有私人别墅，情况也不会这么糟糕。”据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坚持在列宁山上修建自己的别墅，这都表明总书记本人是不受反特权制约的。”此外，交通工具、医疗服务等方面享受的特权问题也非常突出。虽然从1988年开始，戈尔巴乔夫撤销了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餐厅，解决了使用克格勃九局别墅问题，规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不再享受苏共中央预算支付的伙食补助，还对交通工具、卫队警卫和进口商品分配等领域开始进行整顿，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指挥下针对别人进行的。作为总书记本人所享受的特权待遇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二、苏共执政末期官僚特权异化和制度变迁

早在20世纪30年代，托洛茨基就指出:在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官僚阶层、特殊阶层。他们必然要发展成为新的有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潜在的代理人”。同时他也指出:“苏共党内的干部官僚化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尽管官僚集团通过垄断国家政权可以任意管理和分配国有化财产，但是，苏联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性质并没有改变。”到了苏共执政末期，官僚特权阶层除了继续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特殊待遇之外，这个阶层开始出现信仰危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普遍性的信仰危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利用手中特权“合法”占有社会生产资料。苏共执政末期是一个混乱的变革时期，实施变革的主体错位，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加之管理混乱，官僚阶层很容易把权力转变为资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共青团经济”和“国家对国家的私有化”。

“共青团经济”是指原先的共青团干部转变为商人，以权力垄断获取暴利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共青团中央创办的青年科技创造中心。为配合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而成立的青年科技创造中心，原意是想通过科技创新来改革落后的经济管理体制，提高生产效率，“使他们在未来成为青年创造集体、生产与‘先进科学’之间的中间人”。中心及其衍生而来的青年合作社和青年中心在苏共执政末期拥有很大的经济自主权和极其优惠的税收政策。到1990年4月，共青团经济已经包括一个青年商业银行、一个进出口中心和一个时尚商品网，有17000个青年合作社，雇员达100万人。这些由特权产生的经济实体收益中的极少部分(大约5%)上交苏共中央，其余绝大多数沦为私人财富。高额利润的获取渠道主要是通过非现金货币自由转换成现金的“现金私有化”、创办合资公司在进出口贸易中获得特许经营权，以及在不动产交易中通过特权贱价购买、高价卖出等手段获取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通过非现金货币自由转换成现金的“现金私有化”获得暴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现金是稀缺的，用途是管制的。苏联当时对现金的管理非常严格，现金只能用在特定用途上，比如付给工人工资。当时并不稀缺的是虚拟的非现金信用，但是它不能通过正规途径变为现金。而能够打通这个渠道的特权就赋予了青年科技创造中心。当时的苏联事实上存在着三种汇率，即官方汇率、旅游汇率和商业汇率。官方汇率长期保持65∶1(卢布兑美元)的固定比率，而旅游汇率和商业汇率则要高出官方汇率的十倍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谁能用卢布按照官方汇率兑换出美元，然后把美元转手通过旅游或商业汇率再兑换为卢布，无须任何实际发生的经济活动，就可以收获十倍的利润。青年科技创造中心通过货币的“非现金”转换成“现金”的过程，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财富。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创立的青年科学技术创新中心所赚取的第一桶金就是靠“现金私有化”(俄罗斯社会学家克里斯塔诺夫斯卡娅对此的称呼)得来的。据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统计:“17%的大型私有企业是共青团创办的。在1987—1989年间，从共青团中出来的生意人，以及从科学家中出来的生意人，是创办私有企业的‘第一拨’，出来人数最多的是在1988年。其中一半以上的生意人是从被称之为科学技术中心的共青团中走出来的，开始其人生生涯的。”

“国家对国家的私有化”是指官僚特权阶层利用其在制度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和制度赋予的管理权限优势，利用自己的权力把曾经归他们支配的那部分国家财富据为己有，通过所有制的转化获取巨额差价。这个过程的起因是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初期，试图出售一些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以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但是，在经济改革的最初几年，由于国有资产产权的虚化和管理的松散，隐性私有化就已经出现了。官僚特权阶层开始抢先分配国家财富，最好的国家财产如不动产按优惠价卖给由高官参与组建的公司。换句话说，高官把自己掌握的国家不动产按象征性的价格“合法”卖给了自己，实现了“国家对国家的私有化”。官僚特权阶层在这个时期通过改组经济管理系统、银行系统、分配系统把最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实现了财富的迅速积累。

随着苏联的解体，原先体制内官僚特权阶层借制度变迁之际，趁国有财产产权处于“无主”真空状态，通过各种“合法”的私有化手段，将支配权置变为实际所有权，将隐性占有变为公开合法占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试图通过私有化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但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在大多数人变得极端贫困的同时，形成了由极少数人掌控的寡头利益集团。这些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原苏联的党政高级官员，是所谓“克里姆林宫电话簿”上或持有“克里姆林宫出入证”的人。他们把占有权变成了所有权。这些变化的实质是把高级官员在经济中的权力换成财产。如果说，从前的财产归高级官员支配但并不占有，现在这些财产则都转为法律认可的私有财产。部长成为康采恩股票的持有者，财政部管理局长成为商业银行行长，国家物资技术委员会的领导人成为交易所总管。大卫·科兹指出:“被人称作‘企业家’的那帮人中，差不多一半以上(56%)来自产业部、苏联或俄罗斯的国务委员，另外1/4(26%)曾经是大型国有企业领导。大型私营企业中14%来自原苏联的国有银行。还有8%是由高干子弟创办的企业。”原先体制中的部分中高级成员成了最初的俄罗斯企业家和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据相关资料统计，2002年世界500强中的7个俄罗斯富豪的个人资产总和达189亿美元。在当时的这些俄罗斯大富豪中，1/3以上是苏联时期的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们。

最为恶劣的是，官僚特权阶层利用制度转换的法律和政策真空，大量侵吞国有资产。1994年6月证券私有化结束时，俄罗斯所有产业的资产估价总和仅仅120亿美元，还不及美国科洛哥(Kellogg)一家公司的资产。俄罗斯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世所罕见。例如，拥有34000多名职工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只卖了372万美元，拥有350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钢铁厂卖了373万美元，拥有10500多名职工的科夫罗夫军工厂卖了270万美元，拥有543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卖了220万美元。反观其他欧洲国家，一个中型面包厂价值就达200万美元。据统计，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实际只卖了72亿美元。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连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一些核心人物都看不下去。丘拜斯曾毫不讳言地指出:“国有财产最终要流向10%—15%的人手中。”盖达尔曾公开指出:“俄国的私有化实际上是权力转变为资本的进程。新时期的权贵们不仅掌握了比过去更大的权力，同时也拥有了未曾有过的巨大财富。”叶利钦也指出:“我们争论私有化是否必要已经长得令人不能忍受。同时，那些党和国家的精英们已经积极地进行他们个人的私有化了。其规模、其劲头、其虚伪都令人震惊。苏联私有化已经搞了很长时间，但却是混乱的、自发的、并常常是违法的。”

制度变迁后的俄罗斯并没有像当初一些改革者所希望的走向自由高效的资本主义，反而陷入到垄断、掠夺、强盗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轨迹。寡头利益集团通过“俘获”政治领袖，实现政治参与甚至主宰国家政治发展方向，最大限度地保证制度变迁收益能继续保留乃至不断壮大。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实行超级总统制，拥有极大权力的总统是政治决策的关键，也是政治角逐的主战场。官僚特权阶层演变而来的寡头利益集团之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芥蒂，但在“俘获”总统的问题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当寡头利益集团发现制度转型模式对自己利益扩张有利的时候，它们便自动去强化这个转型模式;当发现这个模式出现危机的时候，它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分歧，携手维护这个模式。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当俄共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影响逐渐超过叶利钦的时候，寡头利益集团特别是金融工业集团把各种维护现有模式的力量“凝结”在一起，对叶利钦竞选总统解囊相助，竭尽全力助其成功。此中原因很简单，如果久加诺夫当选总统，一定会改变社会转型模式，从而导致制度变迁中获得的既有利益和财富的重新分配，结果肯定是既得利益集团遭受严重损失甚至积累的财富付诸东流。当然当权者也心甘情愿地被“俘获”，和寡头利益集团结盟以维护政治统治。列别佐夫斯基和波塔宁在选战后加入叶利钦政府就是对这种关系最好的诠释。在这里，官僚特权阶层和制度变迁实现了双向互动，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特有的权力转化为资本，资本反过来维护权力的过程。

三、历史反思

苏共从拥有20万党员开始执政到拥有近2000万党员而亡党亡国，一方面党的规模和执政资源越来越庞大，另一方面苏共却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原因何在?苏联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曾提到“承重结构的脆断性”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个承重结构就是长期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共产党要出问题一定是出在内部。而真正导致苏共患上软骨病的根源是理想信念的动摇，党内高层官僚特权异化而自我转轨。官僚阶层的特权享受、特权腐败和特权异化割裂了党群、干群关系，引发了广大人民和基层党员的失望、不满和愤怒，也使苏共失去了人民群众和基层党员的拥护和支持。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美国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在苏共最后的高层斗争中，广大党员和群众充当了“看客”，他们用漠视和离开送别了自己曾经拥护和支持的政党。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苏共亡党的教训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要高度警惕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由于信念动摇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为获取巨额利益而阻挠改革进程甚至走向类似苏共那样的“制度转型”。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伴随着苏共意识形态的瓦解，各种各样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地位。苏共原本对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党为人民而生存，党为人民服务”是写在苏联共产党党纲和党章里的话语，也是写在苏联宪法里的话语。但在现实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特权的产生和长期存在却与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知与行的脱节，说与做的不一，必然造成各种各样的不信任，直至出现信任危机。曾任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时作了回味深长的表述:“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叶利钦在自传中谈到:“在公众的讲坛上，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不厌其烦地讲述资本主义的腐朽，西方社会可怕的弊病。但只要能让他们去资本主义国家出差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使他们有机会在那儿亲历腐朽，那么他们为此不惜编造任何的谎言，撰写任何有关‘发达社会主义’的神话。”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抵制和批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态度暧昧，立场模糊。对于那些不信马列信鬼神、对前途丧失信心、随时准备“跳船”的党员领导干部，对那些丧失党性、形成既得利益小圈子的党员干部要坚决查处和撤换，决不姑息。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各级党员干部的党史、党章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坚决抵制任何对党的历史的污蔑，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全党和全社会的认识。

二是鉴于苏共监察制度的虚化所造成的特权腐败和异化问题，要加强和创新新时期党的监督体制机制建设。伴随着官僚特权演进的是苏共党的监督机制的弱化。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如果没有健全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就犹如一部高速运行的车辆没有灵敏的掣动系统那样，随时可能发生危险。列宁倡议建立党的监察机构———中央和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初衷，是在俄国事实上形成俄共(布)一党制的前提下，解决好执政党党内监督的一种尝试。苏共十七大和十八大从根本上否定了中监委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中监委则形同虚设，戈尔巴乔夫最终将监督机关改革引入歧途。中央监察委员会逐步失去了应有的职能和地位。有鉴于此，我们党在新时期要加强纪检监察体制机制建设，从隶属关系和职能属性方面真正体现纪检监察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一是要继续加大打虎拍蝇的力度，让那些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所谓“有限时间论”、“政策赦免论”等不攻自破;二是要加强反腐败制度建设，把反腐败制度的笼子扎紧扎牢，避免出现“牛栏关猫”的现象;三是要加强领导干部党性教育，坚决纠正党性教育过时论的错误观点，加强理论灌输和实践考验，使党内真正出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