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乾隆时期是康乾盛世发展的顶峰阶段，同时贪污腐败也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虽然乾隆帝为惩贪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贪风却日盛。抛开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乾隆帝惩贪意志不坚定、任意执法、奢侈浮华的个人因素也是造成惩贪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是其个人的悲哀。

关键词：乾隆帝；惩贪；个人原因

作者简介：杨春雨（1976— ），女，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专门史。

 

乾隆时期（1736–1795）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发展的顶峰阶段，但在盛世的光环下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官员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乾隆帝为惩治贪污腐败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终乾隆一朝，贪污腐败不但没能有效遏制，反而陷入了“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盛”的怪圈之中。造成乾隆朝惩贪愈严而贪风欲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日趋腐朽的产物，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惩贪相关法律制度本身的缺陷有关。但是，除了以上外部原因，乾隆帝自身的因素也是造成惩贪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一、乾隆帝惩贪意志不坚定，时紧时松，虎头蛇尾，严重影响了惩贪效果

纵观乾隆一朝，面对日益严重的官员贪污腐败情况，客观上说乾隆帝在思想上还是比较重视惩贪工作的，尤其是在其统治前期，多次下谕旨申明严惩贪腐的立场。如《清高宗实录》中记载：“朕之严于待墨吏，乃所以安民也。”“不可为贪吏开幸生之路。”“干犯法纪之人，莫如悖逆、贪污二者，法断无可纵！”乾隆帝在执政初期把贪污看成和悖逆一样的重罪，采取了严刑峻法，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但是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思想逐渐僵化，倦勤怠政，同时害怕深入持久地惩治贪污腐败官员、揭露腐败现象会有损朝廷的形象和皇帝的颜面，危害其统治的根基，于是就一味粉饰太平，惩贪意志开始变得不坚定起来，声称“朕不忍穷究，聊开宽容之路”，对贪腐由初期的“断无可纵”变成后来的“多从宽纵”。其主要表现在对贪腐案件要么装聋作哑，长期拖延不予处理；要么处理时紧时松，虎头蛇尾。

最典型的就是审理被乾隆帝定性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的甘肃全省官员“折捐冒赈”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发生涉及全省官员的集体贪污案。案发初期，乾隆帝决心极大，表示要“根求到底，令其水落石出”，但等到钦差大臣阿桂依律将侵吞银钱千两以上的官员拟斩请旨时，乾隆帝却以“朕心有所不忍”为由，下令把侵吞银两数额2万两白银以下犯官留待次年秋审。随后阿桂又陆续查出待审犯官新的罪款，依例又应处死，但乾隆帝又命在监各犯自陈劳绩，意图“于万无可宽中，求其一线生路”，结果将应斩40余名罪犯勉强改为“免死发遣”。该案处理到最后，连乾隆帝自己也承认“实不免失之姑息，引以为愧”。乾隆帝在办理此案中表现出来的虎头蛇尾、姑息宽纵与之前把受贿银钱240圆的广州将军秦璜处绞监候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是贪污案件，不同的处理态度，显示了乾隆帝在不同时期惩贪意志的不同，严抓时，违法轻却处罚畸重；松懈时，违法重却处罚宽大。处置轻重失衡，不能常抓不懈、一以贯之，严重影响了惩贪的效果。

 

二、乾隆帝乾纲独断，任意执法，严重破坏了惩贪法规制度的有效执行

在封建社会，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号称“千古第一全人”的乾隆帝更是把皇帝的至高权力发挥到了极致。乾隆朝虽然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法规制度，但乾隆帝为政一手遮天、乾纲独断，尤其是在处理贪腐案件时，往往依据个人喜恶，以亲疏远近为标准，任意执法、任情司法，同样是犯罪，对于宠幸的大臣百般为其开脱、从轻处罚，对于不喜欢的臣子则加重惩罚。比较典型的如云贵总督李侍尧贪贿案。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云贵总督李侍尧因贪赃受贿数额巨大、情节恶劣，被九卿大学士议为斩决，但乾隆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天下奇才”“最会办贡”等，对其百般庇护，先是置九卿会议的决议于不顾，命各直省督抚再议，后又在“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时，继续为其开脱，对支持九卿之议的官员大加斥责，并不顾众官员意见，以“朕不为已甚之事”，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候。不久，又降特旨，赐其三品顶戴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此后，李侍尧贪黩如故，屡屡犯法，但“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最终也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如果不是很中意的臣子犯罪，乾隆帝惩处时则唯恐不重。如乾隆中期，江苏巡抚庄有恭与湖南巡抚李因培同时因为徇庇贪纵获罪，依律判处斩监候，结果却大不一样。乾隆帝素喜庄有恭，不到半年就将其从狱中释放，后又起用为福建巡抚。李因培因“自恃其才、好居人上”，为乾隆帝所憎恶，被赐自尽。任意执法，任情司法，法随喜怒，法随好恶，执法时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随时随意改变，不仅起不到惩贪肃腐的应有效果，反而阻碍了依法惩处的正常施行。除了任意执法，更严重的是乾隆帝还以身坏法。为了给犯罪官员以“儆诫”，乾隆帝别出心裁地发明了罚“议罪银”制度，即官员有错或罪，可以通过“自愿”交纳一定钱财的办法免受惩罚，用钱赎罪是“议罪银”制度的核心。

 

犯罪可以用钱来抵赎本身就是对既定法规制度的破坏，而且为了多捞取议罪银，乾隆帝还与大贪污犯和 一起制定了所谓的“宰肥鸭”政策，就是故意对贪官“先纵后惩”，即明明知道某地方官有贪污行为，但先不动声色，任其发展，等到贪污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惩治。这种“钓鱼式”执法不仅不能把贪腐扼杀在萌芽状态，反而使“大吏欲敢恣睢自肆，而不复有所顾忌矣”，先纵后治对吏治败坏、贪风日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

 

三、乾隆帝性喜浮华，生活奢靡，助长了贪污腐败的社会风气

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贤明与否、品性喜好如何，都会影响执政效果，甚至影响社会风尚。历经盛世的乾隆帝更是性喜浮华、生活奢靡。正如有史家所言：“弘历处高履厚，未尝艰苦，其性格颇似富家纨绔之子。”乾隆帝“每日早起，屑珠为粉作早餐，饵珠后心窍开朗，诸事了了。凡已旧及穿孔者，摒不服，即服之亦无效。价极重，一粒两万金，次者万金，最贱者犹值八千金。”生活之奢侈由此可见一斑。乾隆帝奢靡浮夸、挥霍无度的生活作风必然会影响到当时的政治风气。因为掌握着官员生杀大权的皇帝喜好奢靡，趋炎附势的王公大臣们为了官位永固，必然会纷纷献媚邀宠，想尽一切办法来投乾隆帝所好，满足他的穷奢极欲。最典型的就是地方官吏巧借各种名目给皇帝上贡，每逢年节、寿诞、庆典和巡游之时，地方各级官员都要向皇帝贡献礼品，虽然乾隆帝表面上也曾发布谕旨要臣下不要进贡或减少进贡，但事实上从来没有停止收受贡纳，甚至还发展到以摊派的方式强征贡纳。乾隆帝在位期间巡游无度，七次东巡，六次南巡，五次西巡，每次出巡都大兴土木，排场空前，靡费甚大，沿途官员接驾送驾、进贡上奉，乾隆帝均来者不拒，纵情享受。大臣们为了完贡或巡幸办差，都要耗费巨额金钱，在俸禄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搜刮民脂民膏或贪污受贿才能完成，进贡办差成了官员贪污腐败的公开借口，成为吏治败坏的最大公害，很多贪污案件都与此有关。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发生的云贵总督恒文与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金炉案”。二人以“议制金炉上贡”为名，命令下属“市金减金值”，“私饱己囊， 簋不饬”，即通过低买高卖，掺杂使假来中饱私囊。乾隆十五年（1750 年），乾隆帝第五次南巡，杭嘉湖道台王燧和嘉兴知府陈虎“借大差为名，贪纵浮冒”。还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发生的两淮盐政高恒的“盐引案”。高恒任两淮盐政期间，以筹措乾隆帝南巡费用为名，向乾隆帝陈请每年预提纲引二十万至四十万两并得到允许。但是，高恒“复令诸商每引输银三两，为公使钱。因以自私事，皆未报部”。通过额外附加巨额银数，从中假公济私，事后查明高恒贪污银钱三万二千两，事发后被正法。借办贡和乾隆帝南巡诸项差务费用，历届两淮盐政以下很多官员也多有侵吞，类似案件不胜枚举。乾隆帝的奢侈浮华、恣意挥霍使各级大小官吏竞相效尤、相互攀比，敲诈勒索、贪污腐败之风弥漫官场，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败。“贪墨懈弛，相习成风，日甚一日”，几乎到了“无官不贪”“无吏不盗”的地步。由此可见，皇帝的奢靡不仅直接刺激了大小官吏贪污腐化，更严重的是，它助长了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严重冲击了士大夫本已十分脆弱的道德防线，使得贪污腐败之风在皇帝的示范下大行其道，康乾盛世也逐渐由盛转衰。

乾隆帝惩贪而贪不止，其中缘由与他“尚贪侈”“以爱憎喜怒屈法”的生活作风和执政方式有很大关系。“法之能行，自上守之”，乾隆帝作为文治武功了得的一代明君，不会不明白其中道理，却不能做到以身守法、正己率下，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是其个人的悲哀。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以史为鉴、经世致用。